2023年，产寿险公司合计收到罚单2138张，其中寿险991张，财险1147张，较2022年增长178张，增速达9.08%。
2023年产寿合计罚款2.94亿元，其中寿险11239.33万元，产险18173.64万元，较去年增长0.36亿元，同比增长13.95%。
如上，一举扭转了此前罚单数量持续下降的趋势。
对此，业内已多有论述，核心观点认为随着监管“三定”后核心职能转变，监管要真正“长牙带刺”等原因所致，当然这应是主要原因，但对于监管层面具体的考量不便猜测，故不做讨论。
但就处罚而言，仍有可深入讨论之处，比如，从全年处罚事由看，产寿第一大处罚理由均为编制提供虚假报告、报表、文件、资料，只是其作为万能的处罚适用条款，在处罚细节不予公开的背景下，就该处罚科目本身而言，很难真实地反映保险公司实际存在的问题，在此不过多赘述。
基于此，更值得关注的是更可反映产寿险真实违规事项的处罚事由，
寿险方面，销售误导和代理人管理违规位居前三，而产险方面，虚挂中介业务套取费用和条款费率管理违规则是常见处罚类型。
就此而言，不管寿险还是财险，处罚反映出的仍是老生常谈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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寿险：代理人问题积重难返
2023年，监管共开出销售误导类罚单209张、代理人管理违规罚单191张，分别位居寿险总罚单量的第二位和第三位。
时至今日，寿险销售为王的底层逻辑未变。
基于这一逻辑，寿险公司内部的战略导向、政策倾斜等均以代理人（含专兼业代理）为中心，尽管在规范代理人展业过程中，会有自上而下的、全链条的合规性管理动作，但寿险销售过程尤其是个险销售过程中，代理人基本是一对一地完成销售。虽然监管层面有特定情形下的“双录”要求，甚至部分监管局有100%双录要求，但双录更多解决争议发生时，证明保险公司已尽到提示义务的作用，
“销售在日常”的惯性导致代理人为实现签单目的，具体使用的推荐话术/承诺等并不可控。
此为其一。
更深层次则是整个经营导向的问题。
寿险公司至今仍存在规模至上的经营导向。
毕竟，从股东到职业经理人其目的不同，但对规模的诉求却是一致的。
基于此，保费规模的压力会自上而下层层传导，且在传导过程中大多会出现变形，而各分支机构为达成规模目标自然会多措并举，既有依法合规的政策推动，亦有无法展现在阳光之下的动作，但不管是什么动作，最终都会体现在代理人身上。
最底层的销售单元有些时候或是有意为之，只需赌不会被发现。
财险：戒不掉的中介
2023年，监管共开出虚挂中介业务套取费用涉及罚单240张；条款费率管理违规涉及罚单140张，亦分别位居全年罚单总量的第二位和第三位，而从本质看，条款费率问题某种程度也是为中介业务落地所必须。
财险对中介的渠道依赖有增无减。
数次商车费改之后，地板价为消费者带来的好处有目共睹，但一如此前多次论述，
直保公司内部，车险的费用基本透明，而需要车险出费用的地方实在太多。
典型的如，车险查勘定损理赔人员的待遇跟其他金融从业者相比，并无优势，但中华烟却并不罕见。
再如，在现有商车费改成果下，不同公司对同一车辆的报价差异不大，在我国车险消费者并无太多品牌忠诚度的背景下，抢占市场，亦需要费用。
从财险公司费用列支科目看，宣传费等可列支金额与或公或私的费用需求相比，差距着实过大，
而最容易出费用的通道自然会是香饽饽。
车险领域最容易出费用的渠道是什么？
答案自然是中介。
一如寿险情形，自上而下的合规性要求从未缺失，但为了规模、为了“让市场之水活起来”，中介，不可或缺，自上而下的压力传导之下，没有人会不清楚，但在借助股东、高管各自诉求，从上至下的水都必然要活起来、浑起来。
概而言之，不管产险还是寿险，销售为王、规模至上的底层经营逻辑不变，处罚的数量则始终只会是一个表象，多或少只需看监管的人手够不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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